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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期间,八路军在攻打日伪军的炮楼时,因缺乏大炮,攻坚工作异常艰难。敌方的炮楼和碉堡构筑坚固,不击破这些据点,部队无法巩固阵地,更难打开战局。1940年春天,原东北抗联干部王凤麟从延安调来山东,分配到鲁中地区。他带领一支小分队经过反复试验和摸索,逐步掌握了爆破攻坚的有效方法。
在实际作战中,战士们背负着沉重的炸药包,巧妙利用周围地形和掩体,悄悄接近敌人的碉堡和地堡,将炸药包放置妥当后,拉响导火索,迅速撤离危险区域。这一整套流程,都是王凤麟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。
展开剩余83%在山东鲁中军区,攻击敌方炮楼的战斗最先展开。鲁中多为山区,村庄多以石墙围绕,敌人将巨大的石块堆砌成碉堡,无论大小战役,部队都不得不面对这些坚固的工事。起初,攻打敌据点只能在火力掩护下,由几名战士抬着笨重的木梯架到石墙边,勇敢地攀爬上墙,向据点发起冲击。敌人若未警觉,这种突袭还算有效,但一旦被发现,战斗就变得极其凶险。战士们常被敌人的刺刀、大刀劈砍,有时还被推倒梯子,甚至遭到蜂拥而上的敌人追赶。有些据点设置了鹿砦,攻坚时必须先拉开这些铁制障碍,产生的响声极易惊动守敌。
鲁中军区中,不少战士曾为煤矿工人,熟悉炸药的使用。威力强大的黄色炸药通过秘密渠道从煤矿中偷运出来,为爆破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王凤麟带领部队采用伏击、埋设地雷、拉火引爆等战术,效果显著。初期在炮楼和围墙下放置炸药时,采用容器内爆炸技术,爆炸威力远超常规。王凤麟借鉴矿井爆破经验,运用打眼、装药、点火的“内炸”方法:用锤子和凿子在炮楼和围墙根部凿出孔洞,将炸药包放入后点火。无论是偷袭还是正面强攻,爆破手不仅要携带炸药包,还需随身携带锤子和凿子。这种工作极为危险,经常在凿洞未完成时,敌人就发现了爆破手并进行射击和投掷手榴弹,导致爆破手伤亡惨重。
另外,在正面强攻时,爆破手往往被敌人火力压制,难以接近目标。针对这一情况,团参谋长于松江设计了一种“土坦克”——用木柜做骨架,覆盖三至四层浸湿的棉被,底部装有三个轮子,内部容纳士兵推行。经过实战检验,这种“移动掩体”只能抵挡手榴弹的破片攻击,却无法阻挡敌方机枪射击。后来增厚至七层棉被后,虽然提高了防护力,但仍不能完全阻挡子弹。
“土坦克”体积庞大,覆盖着厚重的棉被,里面的士兵视野极为有限。当推到敌方碉堡前准备凿洞时,经常被机枪连续射击,甚至七层棉被都被打穿。在新泰县张家栏子据点的攻坚战中,工兵排爆破手伤亡惨重,这也证明“土坦克”并不适合复杂战场环境。跑到敌墙、碉堡下凿洞不仅浪费宝贵时间,且锤子敲击声清脆响亮,容易暴露爆破位置。
1941年2月,二团夜袭徐家楼据点。这处据点外围有坚固高墙环绕,内部有两个炮楼能够相互掩护。依旧采用“内炸”爆破方法。虽然“土坦克”厚度增加,但敌军使用的“九二式”机枪依然能将其击穿,几名爆破员壮烈牺牲,多辆“土坦克”被废弃在半路。
王凤麟看到“土坦克”目标过大,难以靠近围墙,便策划由3营佯攻吸引敌人注意,派刘厥兰从另一侧偷偷靠近股合网,炸毁碉堡。他们将炸药包放置在围墙与碉堡交接的凹陷处。引爆方式是先用“土坦克”送炸药包到碉堡底下,凿洞塞入炸药后,用火柴点燃导火索;如果不使用“土坦克”,则先点燃导火索,再抱着炸药包冲到指定位置放下后迅速撤离。
刘厥兰当时抱着大炸药包点燃导火索,冲向围墙,但因天色昏暗,找不到王凤麟指定的准确地点,焦急地反复穿梭,导火索快燃尽时,他不顾一切地将炸药包随意放在墙根,赶紧撤离。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围墙被炸倒,炮楼却完好无损。王凤麟非常生气,刘厥兰是他非常看重的战士,之前从未责备过他,但这次他严厉吼道:“你到底怎么回事?明明让你炸炮楼,结果炸墙干嘛?”
话音刚落,炮楼内的机枪声突然停止。部队乘机冲进围墙,迅速登上炮楼,发现里面的日军神志恍惚,显然被爆炸震晕。随后迅速清剿敌人,彻底攻破徐家楼据点。
这场战斗后,王凤麟与工兵排总结了宝贵经验:第一,只要炸药放置准确,完全可以采取“外炸”,无需再用锤子和凿子凿洞;第二,“土坦克”笨重、易被击穿且行动不便,爆破员应灵活机动,不依赖它;第三,爆破员必须学会选择合适的爆破点、路径,并避免迷失方向。
王凤麟告诫战士:“一个优秀的爆破员,在敌人封锁最严密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和灵活。敌人的子弹总会有耗尽的时候,我们要把握敌人换弹的短暂空档,迅速果断地冲上去。敌人的枪口不可能从射击孔外伸出弯来打我们,越靠近碉堡越安全。”
徐家楼战斗后,爆破手再未使用“土坦克”和锤子凿子。虽然炸药包放在碉堡脚下,但常常只能炸出一个洞,敌人仍可从射击孔射击。于是,大家动脑筋改进,将炸药包绑在木棍上,支撑在碉堡射口下方或碉堡中部,使炸药悬空爆炸,威力更大,也解决了这一难题。
泰安茅茨战斗是爆破攻坚中最顺利的一次,未发生爆破手伤亡。日军一个小队盘踞在一座大庙中,特等射手封锁门窗。爆破手娄长荣送上炸药点火时,敌人开枪,娄长荣紧张失误,没点着导火索,却先点燃了炸药包的布套。惊慌中迅速撤离。刘厥兰打趣说:“30多斤炸药全当成膏药用了。”
参谋长于松江皱眉让刘厥兰接替行动。刘厥兰事先侦查好路线,点燃导火索,翻滚前进,将炸药包准确放置后迅速撤离。“轰隆”一声爆炸,大庙被炸塌,日军全部被压在废墟下,非死即伤。
战后讲评中,干部和战士对“点火”问题展开激烈讨论。大家一致认为点火方式亟需改进,许多爆破员牺牲与点火时暴露目标有关。先点火送炸药,白天导火索冒烟,夜晚带着火星跑动,极易被敌人发现。后点火则存在点火困难和延误风险。
爆破员们为此绞尽脑汁,刘厥兰尤为苦恼,回想起徐家楼战斗中抱着点燃的炸药包四处奔波的惊险场景,特地去找王凤麟团长寻求良策。
刘厥兰见王凤麟手里拆卸了一个迫击炮弹的弹头,改装了手榴弹的手柄,原来王凤麟打算制造一种威力更大的手雷。刘厥兰灵机一动,说:“爆破点火要像手榴弹拉火一样,啥时候用,啥时候拉。”
两人眼睛一亮,仿佛找到了点火难题的破解之道。
就这样,边打边改,他们逐步完善了爆破战术。爆破科目成为连队训练的必修课,大大提升了战斗力。总部得知后,要求山东纵队总结爆破经验并推广到全军。山东纵队将任务下达到1旅1团,王凤麟被借调到1团任副团长,专门负责爆破员培训。1团团长李福泽拿着电报找到王凤麟笑道:“老王,又有新活干了!纵队要你写总结材料。以前日本人造碉堡、炮楼,我们无炮难攻,缴获炮弹又少。如今掌握了爆破技术,没炮也能打破僵局,这可大事一桩,好好写!”
王凤麟认真按照要求,从理论到实战系统阐述爆破的基本战术与技术,以及其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。自此,爆破技术在敌后根据地和民兵队伍中广泛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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